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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工程,

2019-09-07 作者:国际学校   |   浏览(200)

——在2006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颁奖会上的讲话(2007年6月14日)秦绍德

一、今年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伟大纪念,在这60年里,我国高等教育获得了快速发展,能否请您谈谈复旦大学在文科建设方面取得的办学成就

1月2日,我校人文社会科学校级大平台2013年度工作汇报会在光华楼东主楼711会议室举行,复旦大学副校长、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林尚立教授主持会议,近20位教授与会汇报,复旦大学校长、发展研究院院长杨玉良院士听取汇报,并结合学校未来发展规划对文科平台工作进行了部署。汇报会上,复旦发展研究院各中心(国家建设研究中心、金融研究中心、金砖国家研究中心、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复旦-UC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研究院负责人分别总结汇报了过去一年工作情况,对2014年工作进行了规划与展望。

新闻中心讯 11月12日上午,复旦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工程”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以下简称“两大工程”)启动仪式在光华楼举行。

首先,我代表学校对所有获奖的老师表示衷心的祝贺,也想借这个机会简单谈谈文科科研的发展问题。当前,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面临一个好的时代,但具体到复旦大学,则是群雄逐鹿,形势逼人。在上海,复旦、华师大、社科院三家垄断文科科研的格局已经被打破,上海财大、上师大、上交大、同济等大学成长迅速。我们要重点从两个方面考虑如何突出我们的优势。一、文科科研要主动联系实际一般来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命运总是和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个时代的经济社会环境比较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命运也会比较好。如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脱离了时代,自己也得不到发展的机会。所以,古人做学问讲“经世致用”。文科科研联系实际,是有针对性的。我们学校比较注重基础理论研究,是否意味着应用研究就一定很弱?社会上有些人认为我们复旦大学的理论研究很高深,是象牙塔,但不重视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我不这么认为。我们的文科科研要发展,必须联系实际。那么,文科科研如何联系实际?首先,要着眼于国家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有的学者提出,文科研究要“立足中国问题”,我很赞同。今日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的文科学者连中国最大的问题都不研究,那么就没有履行好职责,也必然被社会边缘化。我们处在经济大发展时期,有很多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解决,如能源问题、环境问题、城市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等等。如果我们的文科科研不去研究国家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那么我们不仅会失去资源,而且会失去话语权。基础理论研究能不能联系实际?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难道是绝对分开的吗?我认为不是。经济学院洪远朋教授研究的课题以利益问题为核心,属于理论问题。但是利益问题在当今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紧密联系,也是重大的现实问题。如果我们的文科科研坚持联系重大问题,就会争取到重大课题,比较容易形成重大成果,取得有重大影响力的突破。其次,要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造添砖加瓦。我校的文科一半是人文学科。人文学科似乎离现实很远,其实不是。最近,我校有学者认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源于对民族自身的认同。我很赞成。我们为什么自认为是中国人?这是因为我们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有一个自我认同。但是认同中华民族,不是对她的传统简单地继承和发扬,而是对我们共同的历史传统不断认知、不断阐释、不断创造。创造不等同于创新。创新的概念不能被滥用。创造有叠加的概念。文科科研要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造添砖加瓦,这是复旦大学的责任。第三,要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随着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提高,我们要更多地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有很多影响到人类命运的问题值得研究,如构建“和谐世界”。“和谐世界”是立足中国的提法,但这个问题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大的问题,包括和平、反恐等等。又如,这次欧洲七国会议讨论全球气候变暖,发达国家使用能源最多、人均能耗最高,但是却把全球气候变化的罪责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在这些问题上,作为中国高水平的国立大学,我们要有发言权。第四,要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市九次党代会之后,上海的发展目标很明确,就是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努力建设“四个中心”。所谓“四个中心”,即经济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上海经济社会下一轮的发展有很多变化,值得我们去关注。例如,把发展服务经济作为下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心,把生物医药、信息、新材料等作为先进制造业下一轮发展的重点,把解决环境问题、能源问题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等等。在上海下一轮的经济发展中,复旦大学的文科科研有什么机遇可以抓?这是我们所有的文科专家学者都应该思考的。复旦是得益于上海才发展起来的,地处上海是复旦得天独厚的优势。根据以往的规律,一个大学如果要发展成世界一流大学,她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分不开的。有人提出,我们要服务上海、贡献全国。这是对的,服务上海和贡献全国并不矛盾。在推进“四个率先”的过程中,我们的文科科研如果能为上海做贡献,科研水平也就处于全国的前沿,解决了上海的问题,就是解决了达到全国先进水平的问题。因此,我认为文科科研要联系实际,但不能用狭隘的观点去理解联系实际。我们要打破专业的局限,打破个人的局限,将文科科研置于时代和社会的大背景下,与国家的昌盛、民族的繁荣联系起来,与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二、文科科研要提高创新能力第一,文科科研的思维要创新。首先,要拓宽视野。研究者既要有独到的专业知识,也要把视野拓宽到多学科。例如,研究政治的,可以关注一下经济。这有极大的好处。其次,要增加科研视角。葛兆光教授在文史研究院成立时提出“从周边看中国”,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视角。从亚洲的视角看中国,从世界的中国研究者眼中看中国。我最近看到历史系韩昇教授的《正仓院》一书,这本书对日本正仓院收集的中国唐代古籍和文物进行了考证,图文并茂,可读性强,又见学术水平。周振鹤教授最近发表的文章也讲到新发掘的历史资料会为我们的研究增加一些新的看法。同时,还要交流合作。我很赞成青年学者经常在一起开展沙龙活动。新时代的文科科研要善于交流合作,也要善于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其中既包括研究的资源,也包括支撑的资源。第二,文科科研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要创新。通过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建设,我们在能力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许多学科都建立了自己的资料库、数据库。例如,美国研究中心的美国国会数据库为每个议员都建立了个人档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学合作,开发了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强调各种地理信息的集成功能,这个项目能很好地推动历史地理研究。有了完备的书籍、文献、资料、数据,文科科研才会高效。当然,建资料数据库需要投入,需要花很大的精力和长时间的积累,但这是文科科研的基础建设,是能力建设。没有这些,文科科研就没有未来。第三,文科科研的体制机制要创新。要打破院系和学科的分割。院系是办大学的基本框架,但科研要打破这个分割。我们之所以建立跨学科、跨院系的基地,就是出于这个考虑。所以,文科科研体制机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让文科科研对校内校外、国内国外、多学科、交叉学科都开放。要有适合的评价机制问题。现代评价机制的弊病很多,复旦要搞一个实实在在的,能推动文科科研发展的评价机制,让我们的学者从青年开始就往正确的轨道方向发展,不要心急浮躁,更不能有学术不规范的行为。评价机制和学术规范的养成,和营造优良的学术环境都有莫大的联系。文科科研管理要简化程序,提高效率。立项不能太复杂,评估不能过分量化和细化。过程管理宜粗不宜细,结果评估宜紧不宜松。如果结项率不高,新的立项也应受限制。总之,文科科研创新的目的是提高科研生产力。我衷心希望,复旦有一大批学者潜心学术,克服浮躁,做出成绩。最近两年,很多院系的中青年学者成长很快。青年学者的成长是我们明天的希望。同时,文科专家学者的学术寿命是很长的,老同志们也应有老骥伏枥的劲头,有甘为人梯的精神。年轻同志也不要忽视老学者的指引。我们要有切实措施,鼓励老同志延长学术寿命,促进年轻人的发展。以上仅是一些建议,如有不妥,请各位专家教授批评指正。

复旦的文科门类丰富、底蕴深厚、人才荟萃,百余年来一直是学校学术声誉的重要标志之一,吸引众多学子报考复旦的魅力之一,更是架构复旦学科大厦不可缺少的一极。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211工程”、“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实施,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复旦文科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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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院系调整时,复旦文科只有5个系,改革开放后文、史、哲等传统基础学科焕发着勃勃生机,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一批重要学科恢复重建并逐步走向繁荣。如今复旦文科已经涵盖了13个直属院系,8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36个各类研究所(中心)。在最新一轮(2007)的全国重点学科评估中,复旦文科有17个二级学科被评为重点学科,在全国高校名列前茅。随着“211工程”、“985工程”等的持续投入,从2003年到2007年,文科研究和发展费用累计已经达到2.4亿元,五年时间承担国家社科基金146项、教育部课题194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236项。出版各类著作2200部,发表论文1.5万篇,研究报告2300篇,去年在上海社科优秀成果奖的评选中,获奖数占全市奖项数的40%。

林尚立副校长指出,复旦文科发展总体态势是好的,三大校级平台经过近年的建设也不断呈现上升趋势,对学术的贡献、对国家的影响力逐渐呈现。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服务中心,作为我校人文社会科学校级平台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已经逐渐显示出体制创新带来的活力。2014年,我校将抓住中国高校智库论坛秘书处落户复旦契机,不断深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推动跨学科研究与决策咨询,推动品牌建设。

董云虎、尹汉宁、焦扬、许宁生共同启动“两大工程”

谈到文科成果,不能只看数量、不重质量;只看眼前,不重长远。我校提出,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要看重“传世之作”、“经世之作”。人文学科强调“传世之作”,也就是要出能够继承、弘扬我国优秀文化遗产,能在历史上留得住的里程碑式的成果。社会学科强调“经世之作”,也就是要出能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和推动历史前进的成果。而要产生“传世之作”和“经世之作”,必须要鼓励潜心学术研究,反对浮躁功利。新中国成立60年来,复旦几代教师薪火相传。不论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还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他们都能安贫乐道,恪尽职责。他们有执着的学术追求,坚定地守护自己的思想天空。复旦也因此产生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和重要影响的大著作。比如谭其骧先生花了三十年时间,带领二三十位教师,从黑头做到白头,编纂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被誉为新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两项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也在国际学术界被认为是中国历史地理领域最权威的成就,现在他的弟子们继续在这一领域拓展成果。外文系陆谷孙先生带领他的团队,耗时十余载,完成了《英汉大辞典》的编写,被称为我国当代内容最丰富,规模最大的英汉词典,被列为联合国翻译文件的指定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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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董云虎出席并为“两大工程”指导专家、研究系列牵头人颁发聘书。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尹汉宁出席并讲话。校党委书记焦扬在会上介绍学校组织开展“两大工程”的有关情况。校长许宁生在会上宣读“两大工程”指导专家、研究系列牵头人名单。校党委副书记刘承功主持会议。姜义华、张维为、陈学明、杜艳华、郑长忠、李冉等“两大工程”研究系列牵头人代表在会上先后发言。

近几年来,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古籍研究所等具有雄厚学术力量和研究特色的老研究机构继续拓展着新的研究方向;新建的文史研究院和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等则展开着许多独具特色的研究项目,如“从周边看中国”、“马王堆竹简释解”等。中文系陈尚君教授花了十余年时间,潜心治学,先后完成660万字的《全唐诗补编》和《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填补了国内空白。王运熙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葛剑雄所著《中国人口史》、裘锡圭的《中国出土文献十讲》、刘放桐、俞吾金主编的《西方哲学通史》、章培恒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等等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反响,都称得上是复旦的扛鼎之作。

杨玉良校长在汇报会上介绍了学校学科建设和总体规划的相关情况。他指出,复旦已经迎来新的战略机遇期,各研究机构、高校智库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要把发展研究院等打造成为复旦服务国家、引导社会的重要品牌,既要搞好决策咨询,又要重视引导舆论;要注重对专家学者个人的宣传,通过活跃在科研、舆论、咨政一线学者的影响力提升平台的知名度;要高度重视平台与学科的关系,平台要密切联系学科,做大做强的学科才是提升复旦实力的关键性因素;要整合校内各类数据库,提升数据库的质量和规模,推动数据库向校内、向社会的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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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复旦也注重积极面向现实,以经济和社会需求为导向,开展应用对策研究,回答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写好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这篇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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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针对国家和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复旦先后成立了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会展与服务经济研究中心、长三角研究院、上海物流发展研究院等,开展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成果显著。经济学院高帆副教授完成的“粮食安全战略研究”专报得到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的批示。社会学院任远教授完成的“分阶段有选择差别化推进城市户籍改革”专报在今年2月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等的批示,并直接推动了2009年上海“户籍新政”的相关改革。公共卫生学院郝模教授的《艾滋病等十个重大疾病防制项目全流程规范和效果研究》被国家卫生部采纳。林尚立带领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完成的《统一战线与国家建设》得到了统战系统的高度评价,去年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发生后,我校新闻学院在第一时间完成了《西方媒体对拉萨“3.14”事件报道的剖析》报告,为国家在西藏的对外宣传及时提出了政策建议。

刚刚过去的2013年,在学校各级领导的关心指导下,通过文科科研处统筹协调,发展研究院、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和国际问题研究院三大平台整体运行状况良好,学术与资政齐头并进、蓬勃发展,优秀青年学者不断涌现,研究生积极参与科研、参与咨政已成为常态,为推动我校学科繁荣、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不断做出贡献。在此过程中,推动学术服务和国际化成为了最大的亮点:以成立学术服务中心为代表的行政管理体制创新为跨学科科研和成果转化提供了重要的保障;“把中心建到国外去”、“把会办到境外去”已由设想变为了现实,通过两个海外中国研究中心,在美国圣地亚哥和丹麦哥本哈根讲好“中国故事”;而中德莱布尼茨论坛、大洋洲中国论坛也在德国、新西兰传递着“中国声音”。

董云虎为“两大工程”指导专家、研究系列牵头人颁发聘书并合影

文科建设对于全面培养人才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科的交叉和协调发展,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凝聚学校的传统和精神,影响很大。这也是现在许多大学积极建设文科的道理所在。百余年来,一代代复旦毕业生从学校走向社会,成为共和国建设的中坚力量。不论学校、社会,政界、商界,国内、海外,都能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在他们身上,有时代的印痕,更有超越时代的复旦人的特质。复旦的毕业生往往视野开阔,思维活跃,不随波逐流;有源自内在的自信,不怨天尤人。可以说,这些与复旦人文学科潜移默化的教育和熏陶是分不开的。复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名师的课总是爆满的,学生们选课没有任何的功利目的,就是愿意接受这种熏陶,慢慢转化为自身的内在修养和精神气质。我曾用“深深的水,静静地流”来形容复旦的气质,这里比喻大学追求学术和真理的一种精神。我们对学术和真理的追求是永恒的,这种追求表现在始终坚定地前行,始终不懈地努力,表现在不盲从、不轻弃、不屈服、不张扬。这种追求就像深深的水,静静地流。虽然默默无语,但静默之中却蕴含着巨大的决心、执著和勇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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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办学历程中,您认为最重要的经验或体会是什么?

尹汉宁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

第一点体会就是,在文科建设中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长期指导我们思想和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和世界观、方法论。保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不能靠主观愿望和行政命令,要靠理论和学术的建设和发展。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首先要能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在这方面,复旦一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早在1920年,由复旦老校长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毛泽东同志曾说,有三本书对他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影响最为深刻,其中之一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新中国成立后,每一届校领导班子都把研究、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文科繁荣发展的重点,扎扎实实抓出实效。新中国成立后,复旦重组了经济系,成立了哲学系,其他院系加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等的研究。复旦是第一批建立政治理论课的学校。蒋学模先生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一个时期成为全国高校和其他单位的权威教科书,一版再版,发行量超过了1800万册,仅次于《邓小平文选》。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以后,我们加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学校1980年成立了马列主义理论教研室,1992年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2006年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2000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也是国内唯一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基地。这些研究机构在不同时期汇集了校内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围绕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研讨。近几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领域,涌现了校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组织编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俞吾金教授的《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当代解读》、吴晓明教授的《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等一批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基础研究成果。其次要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繁荣学术。这一点不能动摇。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各学科建设,并不是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该学科的现成结论,更不是“穿靴戴帽”硬贴标签,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学术建设,也就是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学术发展。因为我们认定这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食洋不化的情况是经常有的,还有大量的是远离实际、脱离实际;轻弃传统而侈谈创新,脱离实际而要构架体系;历史虚无主义也发生了,形而上学的观点盛行。所以文科建设关键一条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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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体会是文科特别是社会科学要跟上时代脉搏,紧密联系实际。一般来讲,人文社会科学的命运总是和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古人说,盛世修史。如果一个时代的经济社会环境比较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命运也会比较好。古人又说做学问讲“经世致用”,如果文科脱离了时代,自己也得不到发展的机会。当代发展中的中国社会,亿万人民的发展改革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巨大宝库,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建设繁荣的重要背景和历史机遇。事实证明,文科科研只有面向中国,面向实际,面向社会,着眼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比如能源问题、人口和环境问题、城市发展问题、文化建设问题等等,我们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才能真正繁荣起来。实际上,在文科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也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比如我校经济学院洪远朋教授研究的以利益问题为核心的课题,既属于理论问题,但是利益问题与构建和谐社会紧密联系,也是重大的现实问题。如果能坚持联系这些重大问题,就比较容易形成重大成果,取得有重大影响力的突破。

焦扬在会上介绍学校组织开展“两大工程”的有关情况

第三点体会是,大学要坚守人文传统,传承文明,对人文学科一定要持之以恒地加以扶植。我们说,文科科研要联系实际,不能用狭隘的、庸俗的观点去理解。有些社会问题的研究,既急需又紧迫。相比之下,人文学科如文学、历史学、哲学、音乐学、美术学等的研究,就不那么紧迫。而且人文科学的研究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积累,潜心钻研,才能有成果;传播和辐射也需要一个过程,成效更是隐性的。这就使得人文学科不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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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个社会不管经济发达到何种程度,科学技术进步到何种地步,如果缺少人文精神,一定是一个残缺的社会,我们培养的下一代缺少人文教育,将变得智商和涵养极不相称。《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这些学术成果,可能无法在短期内产生效益,但长远来看,却担负起了传承文化的使命,它们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进行了整理、提炼和播扬,帮助人们重新找到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找到凝聚人心的共同点。这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因此复旦在组织人文科学的研究时,一直将规划和自然发展、集体大项目和个人项目结合起来,对这些领域的投入,持之以恒,连续扶植。

许宁生在会上宣读“两大工程”指导专家、研究系列牵头人名单

第四点体会是要不断提高文科的国际对话能力。当今世界,由经济全球化潮流和信息网络化的带动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交流日益频繁。当前既存在着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生吞活剥地照搬或套用西方学术思想的情况,也存在着无法用西方习惯的话语系统传播中国学术成果的情况。我们应当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既要坚持中国特色,又要积极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走向世界,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主动与国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学术联系,开展合作研究, 敢于并善于与国际对话,提高我们自己对外部的影响能力,不断扩大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同时,不断引入国际上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促进传统研究方法的更新和新研究方法的运用。这方面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些尝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单位联合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该项目完成后将成为世界上最详尽、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还有如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合作开展的“中国文学点评史”的研究工作;亚洲研究中心与斯坦福胡佛研究院开展的“复旦-胡佛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系列”;复旦与耶鲁大学合作开发的“耶鲁全球在线中文版”等等。

焦扬在介绍中指出,启动实施“两大工程”,是学校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大举措,是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抓手,也是一所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大学、一所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拥有深厚底蕴和扎实基础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应有的责任和担当。实施“两大工程”,根本主旨是学习、宣传、研究、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她强调,要不忘初心、不辱使命、不负时代,要趁势而上、顺势而为、有所作为,要进行系统的而不是零散的、整体的而不是分散的、全面的而不是部分的研究,以理论研究牵引带动马克思主义学科群发展,牵引带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队伍建设,牵引带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建设。

第五点体会是要遵循文科的学术发展规律,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和自然科学相比,尤其和大型实验科学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劳动和创造。即使是大型的学术成果,也往往是个人成果的集成。这是文科的特殊规律。因此文科的兴衰往往和人联系在一起。有大师、学科就兴;无大师,学科就衰。而大师的出现,需要环境条件和天赋才华的结合,需要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孕育。光凭主观愿望不行,急躁更不行。复旦外文学院的陆谷孙教授,1959年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舍不得丢下学术,就在田埂上背诵普希金的诗。被人发现以后,就禁止他背。禁止背,他就在心里背,从普希金到莎士比亚,从中文到英文。他后来自嘲为是“田埂上的小布尔乔亚”,正是因为数年如一日的坚持,才有了后来的《英汉大词典》。

尹汉宁在讲话中表示,复旦大学决定启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工程”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充分体现了复旦人所具有的很高的政治站位和很强的使命担当。在当前学习、宣传、研究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潮中,复旦大学理应也完全可以走在前列。他强调,当前实施“两大工程”,基础和前提还是要学习领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精读原文,理解原意,领悟原理;要把学文件与学讲话学经典结合起来,把握内在联系和创新内容;要结合新时代的新实践领悟新思想。要通过实施“两大工程”的研究,增强学习宣传十九大精神的理论深度、实践力度、情感温度,增进人们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

文科要有良好的学术生态。这个生态中要能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创造开放的学术空间,营造宽松的学术氛围,尊重不同的学术观点。复旦人凡事都抱着一种研究的态度,喜欢问一个“为什么”。也因此总是有不同学术观点自由碰撞,老校长陈望道说,“不同意见的争论是科学发展的动力”。作为大学的管理者,要能倾听他们的见解,支持他们的创新,包容他们的个性甚至偏误(当然不是政治原则错误),调和他们的矛盾,让他们心情舒畅地潜心钻研学问。这是一所大学保持思想和知识不断创新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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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学术生态还要有科学的评价体系以及诚信严肃的学术规范和风气。还要不断吸引和凝聚人才。大学应该是一池活水。引进优秀人才,可以给学校带来一股新鲜空气,打破“一潭死水”的状况,甚至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一些学科的面貌,实现跨越式发展。

刘承功主持启动仪式

良好的学术生态还要能整合各种力量和资源。在文科发展中,强调个体的重要性,但也不能否认集体研究的力量。在综合性大学中,要能够弘通学科之限,消除门户之见,发挥学科交叉综合的优势,搭建跨学科的研究平台,集中力量研究和解决重大问题。近年来葛兆光教授领衔的文史研究院就是在这方面的有益探索。

校长助理陈志敏,文科院系党政主要负责人及师生代表,“两大工程”指导专家、研究系列牵头人、主要参与人员,校党的十九大精神专家宣讲团成员,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的骨干教师,党委党校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骨干教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修班学员,博士生讲师团成员等200余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三、对中国的教育制度等问题,您曾经提出过很多非常有影响的观点。请问您最近对这一问题有什么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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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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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制度这个题目很宽泛。在宏观层面主要是指国家和地方政府和大学的关系,包括资源配置、法规和政策制度、宏观管理。微观层面主要是指学校内部的管理制度。表面看来,大学争创一流的竞争,是优质师资、优质生源、科研结果的竞争,但根本上其实还是大学制度的竞争。一套好的制度可以培养出最好的人才,可以留住人才,可以使人才发挥最大的作用,可以让有限的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分配和更有效的利用,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与世界一流大学缩短距离的进程更快一点。所以近年来,有不少学校提出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命题。这是一个已经被提上日程的改革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它会要求学校的内部管理在理念、制度和运行机制上都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最近复旦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因为我们感觉到,现代大学,尤其是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一般都规模大,功能多元,机构复杂,人员分类也复杂,一套完善的制度建立起来难度很大。现代大学有一些共同遵循的制度原则,西方大学历史悠久,制度比较成熟,值得我们借鉴。但是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学制度,世界各国不同的国情和文化对制度设计和有效实施影响很大。因此我们必须要探讨符合我国国情,体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大学制度,也就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在现代大学制度中,有几个问题非常关键,比如,在学术管理中,究竟如何充分发挥教授教师的主体作用?学校的行政管理如何更好地为学术运行服务,为基层服务,为师生服务?校、院、系架构主要适合于教学的学术组织,成型于五六十年代,在学校规模扩展的背景下,已越来越不适应一系列的改革要求,如何使院(系)成为自主发展、自我管理的办学实体?如何能够建立起一种学科结构调整比较灵活、科研资源容易聚散,运行有效能出成果的体制和机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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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入推进高考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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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到这个季节,社会上讨论最为热烈的恐怕还是高考。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我一直呼吁要推进高考制度的改革,因为这是推进素质教育的“牛鼻子”,是教育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素质教育的概念明确提出已经半个世纪,但是一直没能得到有力贯彻,应试教育反而愈演愈烈。今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指出:“各级各类教育都要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加快课程、教材、教育方法和考试评价制度改革,把中小学生从过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实践、创造。” 可见问题之严重。正如老百姓形容:“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但为什么许多人虽然对应试教育、学生负担重深恶痛绝,但没有人敢与此对抗,因为应试的氛围已造成巨大压力,应试教育的体制机制决定着利益趋向。在这种氛围和惯性下,家长不敢逆势而行,学校教师也不能打破怪圈。这就需要政府采取坚决措施,用系统方法、从制度层面扭转现状。高考制度正是其中关键的一环。在现行应试教育模式里,大学处于高端。高考这一“指挥棒”,对中学教育影响极大。高考的命题要求和范围、考试的方式等,左右着中学的课程教学和其他教育内容。在升学率的压力下,中学课改空间有限,全面素质教育难以落实,中学校长独特的教育思想无法实现。这种情形还会向下延伸,中考这一指挥棒又对初中和小学教育产生巨大影响。所以说,高考不改革,素质教育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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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要让高考、让高校招生办法从“应试教育的指挥棒”转变为“引导中小学实行素质教育的指挥棒”。四年来,复旦大学在教育部和上海市的支持下,先行探索自主招生改革。这一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打破一卷定终身的现行统考制度,让大学有选择学生的自主权。我们从本校培养目标、特色要求出发,通过水平测试、考察中学一贯表现、面试等综合方法,吸收符合条件的学生入学深造。这一改革已对中学素质教育产生影响。有一位著名中学的校长说:“唯分数论的一元选拔标准被打破。高校自主招生带来的将是人才培养模式的竞争,哪所学校在实施素质教育方面做得好一点,它就能在新一轮竞争中占得先机。”四年的改革进展顺利,群众最担心的公正公平问题在自主招生中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我希望不同学校自主选拔办法不一样,这样今后大家可以取长补短。我乐观地认为,如果全国有30到50所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能够实现自主招生,那么大家批判了多年的“应试教育”大格局就有可能出现大的改变。到那时候,中国也会出现一个中学毕业生同时收到四五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情况了,促进中小学素质教育的氛围也就能彻底形成。我们期待社会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怀着对教育的理想,一同加入素质教育和高考改革的探索。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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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今天是《中国社会科学报》创刊的日子。1970年您就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后来又曾任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可以说是“老新闻人”了。能否请您对我们的报纸说几句话?

姜义华、张维为、陈学明、杜艳华、郑长忠、李冉等“两大工程”研究系列牵头人代表在会上先后发言

只有做过报纸工作的人,才体会到办报的辛苦。读者日复一日地拿到散发着墨香的报纸,平常得很,谁知办报人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人文社会科学作为“车之一轮、鸟之一翼”,和自然科学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60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无容讳言,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转型为价值取向的环境下,人文精神和人文传统面临着不少挑战。《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学术类、理论综合类报纸,是反映学术前沿、开展学术交流的平台,当然也承载了人们很多的期望。希望这份报纸能越办越好,在坚守、播扬人文精神和传统,特别在让人文社会科学走向青年、走向大众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个牵引四个带动,三年规划三期推进

为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研究和宣传阐释,推动研究、创新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快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在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复旦大学组织实施“两大工程”,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和前沿问题开展基础性研究、战略性研究、全局性研究、系统性研究,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复旦贡献,助力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着力提升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在全国的影响力。

“两大工程”按照“1个项目 1个团队 1个学科 1门课程”的项链模式进行建设,将发挥牵引作用,带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建设,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

在做好短期、中期和长期规划的基础上,“两大工程”分三年实施。短期迅速推出一批具有复旦水平的理论研究成果,在当前学习热潮中帮助广大师生和人民群众准确理解十九大精神,体现速度、亮度;中期坚持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在强调学理研究的同时加强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前瞻性、战略性问题研究,研究区域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咨政服务,体现效度、宽度;长期要发挥复旦文科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综合学科优势,压茬推进一批系统研究成果,体现高度、厚度。

据介绍,在研究定位上,“两大工程”将注重前瞻性、引领性,发挥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在研究问题上,将抓住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问题,突出问题导向;在团队建设上,将由顾问指导,专家牵头,集全校之力,组织精干力量;在建设成效上,将发挥“两大工程”的牵引性作用,带动马克思主义学科群和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

百余名专家聚焦6个系列35个研究项目

“两大工程”包括6个研究系列、35个研究项目,汇集了40多名复旦以及部分校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知名学者,由他们带领各自团队开展研究,组成“两大工程”的百人团队。

“两大工程”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董云虎担任总顾问,校党委书记焦扬担任总负责人和丛书编委会主任。设立指导专家组,由校长许宁生担任组长。聘请中国翻译协会会长、中国翻译研究院院长、中国外文局原局长周明伟,新闻学院院长、高级编辑、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米博华,复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历史学系教授姜义华,复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新闻学院教授童兵,复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朱立元,复旦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哲学学院教授、长江学者吴晓明,复旦特聘教授、哲学学院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陈学明等加入指导专家团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工程”包括3个研究系列。“十九大精神研究”对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展系统研究,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李冉牵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研究”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展系统研究,由复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历史学系教授姜义华和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基地主任郑长忠牵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研究”对中国共产党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系统研究,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杜艳华和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唐亚林牵头。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也包括3个研究系列。“话语体系研究”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重要话语和标识性概念进行专项研究,由中国研究院院长、教授张维为牵头;“创新理论研究”系统总结整体阐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新成就,由复旦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哲学学院教授、长江学者吴晓明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周文牵头;“国际比较研究”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新发展,由复旦特聘教授、哲学学院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陈学明和哲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张双利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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