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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教育不能承受之重,芬兰学生的一天

2019-11-19 作者:国内学校   |   浏览(200)

  在张人利看来,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首先是一个客观现实,“不均衡的发展在各个行业都是客观的规律”。但他认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程度,被夸大了。张人利提醒家长们更加全面地看待所谓“好学校”:人人都想进“好学校”,“好学校”的班级规模就会变得很大,一个班四五十人,老师对每个学生的关注势必会减少;如果进一个一般的学校,班级规模小,老师会有更多的精力关注你的孩子。

  大城市中,更多人则选择让孩子留学(微博)海外,近年来,中国小留学生人数增长迅速。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发布的《2011中国出国留学趋势报告》显示,我国留学人数已经连续4年保持了20%的增长,达到34万人的历史纪录,其中,本科生占留学总人数的60%以上。

  特别说明:由于各方面情况的不断调整与变化,新浪网所提供的所有考试信息仅供参考,敬请考生以权威部门公布的正式信息为准。

更有家长大倒苦水:“减负减负,后果自负。”万一将来有什么不好的后果,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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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PISA测评结果我的认识是:首先,一次测试成绩不能说明什么;第二,中国教育不是没有问题,但中国教育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差。”张人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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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俊浩、思毅的作业情况相比,Kaius的作业简直少得让人嫉妒。在玩了两个钟头游戏、又外出学了吉他之后,Kaius终于利用吃饭前的半个小时做完了所有作业,Kaius的爸爸则一直陪伴在侧,随时给儿子提供辅导。

  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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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东平认为,中国目前教育界存在的“教育恐慌”气氛,让一些家长深为不满,直至选择以“逃离学校”的方式来回避恶性的教育竞争。“学校教育本来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按照国家教育大纲的要求,小学、初中的学业任务是很轻的。但现在,‘起跑线’理论让竞争越来越提前,过于强调竞争、出人头地。‘竞争’本应该属于成人世界。”

此时此刻,上海女孩思毅的妈妈终于到家,开始给孩子检查作业,忙完这一切后,才准备冲凉睡觉;而香港男孩俊浩则开始了一天中唯一的娱乐时光,窝在家里看电视、打游戏。

  中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是一个现实问题,但张人利认为,学校之间的差异,没有家长想象的那么大。他的一个证据,同样来自PISA测评。“PISA测评的对象是15岁学生,在中国,这个年龄的学生正好一半处于初中,一半升入高中或者中专、职校。接受测试的学生是在所有这些学校中按人数比例随机抽取的,也就是说,5000多名上海学生不仅来自所谓重点中学,也有高职、中专学生。测评证明,不仅上海学生成绩第一,校与校之间的差异与国外相比并不大。”

  应试教育常常被视作如今“教育恐慌”的罪魁祸首,很多人呼吁学习国外注重平时成绩和全面能力的评价机制,让学生摆脱考试指挥棒。多年的呼吁后,尽管某些地区已经通过自主招生、校长推荐等方式向全面评价的方向做出努力,但考试成绩的地位,在总体上还是难以改变。

  专业医生告诉记者,多动症的发生,与家庭教育有一定的关系。严海燕慢慢意识到,一直以来疏于关心和管教儿子,很可能是现在儿子患多动症的原因。

提起学校,Kaius会给出“有趣”、“好玩”、“有很多朋友”这样的描绘。从一年级开始,他就被鼓励独自上学放学。他从未觉得上学有多么可怕,而认为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旅程。

  教育界的一个共识是,统一、单一的评价机制,是中国教育弊病的根源所在,因此,教育改革首先要改掉“独木桥”。

  2009年PISA测评结果中,亚洲国家学生表现优秀,这引起了美国媒体的讨论。事实上,标准统一、要求严格的亚洲式学校教育方式,不时会受到称赞。布什政府在2002年通过“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要求所有公立学校定期测试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州政府根据考试成绩来决定学校是否达标。如果学校连续两年没有达标,也没有任何改进迹象,将面临严重后果,包括最终解雇所有教师,甚至关闭学校。这个法案被一些人理解为向中国式教育方法学习的结果。

  今年3月,在读完五年级上半学期后,Tina正式向父母提出退学的要求。父母对学校教育早有不满,Tina的要求得到了父母的支持。一开始,父亲也不知道该怎样在家教育,不过,由于拥有跨国生活经验和熟悉互联网,Tina父亲对寻找合适的教育方式和资源充满信心。

看完上海、香港、芬兰三位小朋友的生活对比,芬兰教育的显着特点会让人难以忘怀——课程少、作业少、形式新颖、强调合作……

  张人利经常用一个故事来说明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学校里老师教学生遵守交通规则,但学生回家坐在父亲的车上,父亲就闯了红灯。小孩问爸爸为什么闯红灯,父亲回答说晚上没警察,不要紧。”张人利说,孩子都是生活在家庭、社会中的,学校教育不是万能的,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怪罪在学校教育的身上。 中国最有名的“在家上学”案例是童话作家郑渊洁在家教育他的儿子郑亚旗,如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敢”让孩子远离学校,在家教育。

  一则旧闻一直困扰着中国教育界。

  在家上学?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但已经有很多人实践了这个计划。

也难怪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国,能创造出全球第一个网页浏览器、第一个手机讯息系统,曾风靡一时的Angry Birds,也源自这里。

  儿子今年三年级,就读于当地“最好”的小学。严海燕一家居住在江南某大城市,她自己出身农村,大学毕业后白手起家,通过创业积累财富。尽管家庭收入远远高于当地平均水平,但要在这座房价不逊于上海的城市里购置一套学区房,对于严海燕来说也不是那么轻松。严海燕是教育的受益者,在她看来,只要能给孩子最好的教育,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因此,严海燕还是早早买了学区房,顺利将儿子送入“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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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的一些家庭选择在家教育自己的孩子。从一开始与学校教育敌对、引起争论,到现在,美国各州都已将“在家上学”视为合法,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两者开始合作。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2009年发布的统计,全美在家接受教育的儿童已经达到200万左右。

他们的一天,究竟是如何度过的呢?

  不过,类似的提议要实现起来却困难重重,更多的阻力来自对“公平”的担忧。“如此严格的高考还会出现舞弊行为,如果考察学生平时表现,不知道会涌出多少猫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学者认为,整个社会缺乏信用机制,学生考评的多元化就难以实现。

  少数家长,则用自己的方式反抗这种畸形的竞争态势。

  国际学校里会像其他学校一样在教室里贴上考试倒计时牌,老师会布置很多作业给学生。Tina是一个自我要求很高的女孩,虽然成绩不错,但学校的种种要求,还是让她每一天都处于紧张和焦虑中。为了早上起来赶头天晚上写不完的作业,Tina给自己设定的起床时间越来越早,有时候甚至5点钟不到就起床。

Kaius爸爸回忆了一下,儿子的作业从来都是以“分钟”来计算,而且他一直都会“陪写”。

  被“判”多动症的孩子

  中式教育的症结

  严海燕从小是个好学生,老师的话意味着权威,她带着孩子到医院检查,结论果然是“多动症”。刚刚拿到诊断书的那段时间,严海燕陷入深深的焦虑,她突然发现,自己对孩子的期待与现实的距离那么远。打击之后,严海燕开始反省:自己长时间忽略对孩子的关心和管教,这个时候,她必须亡羊补牢。

它的秘密其实很简单

  直到去年某一天,老师找严海燕到学校谈话,她才知道,儿子已经变成“问题小孩”。老师告诉严海燕,她的儿子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开小差、爱说话、成绩差……老师最后建议:到医院排除一下是不是多动症。

  上海学生取得的喜人成绩,一时间被中国媒体广为传播。这些报道认为,PISA测评中取得的好成绩,对中国教育是一种肯定。不过,立即有不同的声音对此结果进行了另一番解读。

  “在家上学”的确对家长提出更高的要求,实践“在家上学”的家庭大多起码有一名家长辞职在家专门照顾孩子,有的家长均为自由职业者,有时间呆在家里。

老师们更希望培养孩子对学习的浓厚兴趣,在自由快乐的氛围中,将学习内化为一生的事。

  当时忙于事业的严海燕以为,送入“名校”就像搭上快速列车,儿子终会成绩优异地毕业并进入重点初中,然后一路畅通直至学业结束。严海燕每天在公司里忙,晚上常常加班到九十点才回家,她没时间辅导儿子的功课,也没时间陪孩子玩。

  但是,张人利对这样的分析却很反感。张人利是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校长,作为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他认为社会对中国教育的种种批评有失公允。

  还有一些家长,因为不满学校中的不良风气而选择在家教育。给老师送红包、托关系进“名校”、学生家长之间的攀比……家长们不想让孩子过早沾染世俗的污秽之气。国外“在家上学”家庭的家长有类似的心态,一些家长为了躲避西方校园中的暴力、毒品、性开放等风气,让孩子留在家中,特别是那些宗教氛围较重的家庭,宁愿让孩子待在更加“安全”的家里接受教育。

一次偶然的机会,慧仪参观了芬兰一间公立小学,她惊奇地发现,在小学一、二年级,老师并不会讲授什么深奥的知识点,而是通过游戏鼓励孩子探索世界、对学习保持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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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2009年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在全部三项测试中,中国上海学生平均成绩为556分,在60多个参与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

  “一些学校没有把孩子看做孩子,而是当成考试工具。”杨东平这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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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与学生之间差异很大,家长应该为孩子提供合适的教育。”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后,张人利看到,教育恐慌的形成与家长们的观念有很大关系,家长对孩子的要求不仅很高,而且单一,每个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哈佛男孩”、“哈佛女孩”,追求分数、“好学校”的想法像流感病毒一样感染着每一个家长。

  教育是社会的镜子,社会评价标准的单一投射到教育领域,就变成千军万马补习、考证、“拼爹”的教育怪现状。

  逃离学校

Kaius下午的第一节课也是最后一节课,是芬兰文。他被要求团队协作,共同设计一个报纸专栏,Kaius和同学很快就写写画画了起来,彼此之间有商有量,齐心协力完成这份工作。

  严海燕(化名)紧锁眉头,生怕错过台上演讲者透露的任何信息,听到重要的地方,她赶紧记在笔记本上。这样紧张而认真的状态,与严海燕自己20多年前备战高考差不多,那个时候,她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努力,如今,坐在“在家上学”自助交流会的会场上,她寄望于学习先行者的经验,改变儿子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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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也获得了芬兰家长的支持,对于他们来说,下一代的成功不是由学业成绩或赚钱来定义,而是找到自己的热爱,“享受生活”。

  关于考试在教育中的角色,英国伊顿公学校长托尼·里特做了一番阐述:“学业成绩并不是唯一。英国传统的所谓自由式教育理论是不错的,指向是学生的全面发展。政府用考试的形式评测学生也没错,可如果做得过头了,就向学生发出了错误的信息:考试是最重要的。中国的高考(微博)就是这样。”

  记者|黄 祺

  这一类家长大多自己本身就是“叛逆者”。中国 “在家上学”最早的榜样是“童话大王”郑渊洁,他让儿子郑亚旗从小学辍学,然后自编教材在家教育。事实上,郑渊洁自己也是一个肄业学生,老师的批评让他对学校印象恶劣,学校教育在他看来不值得信任。

对于坚信本地学生已在学习上付出100%努力的香港教育家来说,这个结果是让人好奇的。

  “你觉得这个女孩的做法,完全怪教育吗?”幼教媒体工作多年的黄铮,在读完这个新闻后想了很多。与黄铮有类似思考的,还有张人利。“现在什么事都可以归罪于教育。这些天网上议论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在车祸现场微笑的事件,后来又传出他戴了很多名表。如果要追究,你也可以说教育出了问题,才会出现一个在车祸现场微笑的官员,但,这仅仅是教育的责任吗?”

  有教育学者认为,中国学生的“第一名”,是用牺牲更多活动时间换来的。他们认为,PISA测评成绩只能反映基于记忆的知识积累能力,这是中国教育的传统强项,而学生的创造力、研究能力并没有多少改善。

  卷卷的想法显然受到父亲吴刚的影响,吴刚自己也承认,从同意卷卷退学到带着儿子到大理生活实践“在家上学”,其实也是在实现自己的理想。吴刚认为,学习的目的是建立自我认知,而现在的学校教育,过于注重知识的灌输,剥夺自我认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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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测试,两种解读

  对学校教育不满的,不仅是“后进生”家庭。五年级退学的卷卷,站在大理会议讲台上回答家长们的提问,关于自己提出退学的原因,16岁的卷卷给出了很多答案:老师说一套,同学之间博弈,想摆脱学校对思维方式的束缚……他总结说:“原来那一套就是坑爹。”卷卷在学校时成绩不错,四年级时向父亲吴刚提出退学。

这些诘问,就此构成了香港Now TV制作的三地教育对比纪录片《经纬线》。而在香港人的追问和思考中,那些始终隐藏于迷雾后的教育真相,也在对比与借鉴中逐渐清晰。

  8月,新一届高中毕业生即将进入大学时,一则新闻在网络上流传不久后消失,但很多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却耿耿于怀。新闻讲述北京中关村电子商品市场,一名女孩要求母亲给她买“苹果”三件套,价格超过2万。母亲无力负担,蹲在墙角擦眼泪,而女儿大喊:“不给我买,就让我在大学丢脸去吧。”然后扔下母亲离去。

  夏惠贤教授认为,如果深究教育恐慌的根源,必须追究到目前中国社会中就业竞争、社会保障、职业收入差距等等宏大的问题上。“家长(微博)担心孩子长大了找不到好工作,没有好工作就没有好生活,家长的想法是,与其长大了吃苦,还不如读书的时候吃苦。”

  “也许是学校的教育方式不适合他。”严海燕萌发出这样的想法。此后,她开始在网络上寻找各种关于怎样教育“问题孩子”的资料,到书店购买教育类的书籍,慢慢地,“在家上学”四个字闯入她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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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教育需要改变,但历史的惯性让这种改变显得艰难。

  PISA测评的评估工作在各参与国共同监控下,由国际专家进行。除了评估学生成绩,还收集有关学校、家庭和制度方面的数据来解释学生成绩的差异。因此也被称为一项最全面的国际学生评估。

  大理会议上,三分之二的家长来自有意在家上学但还未实践的家庭,他们都是为了向实践者取经而从全国各地赶到大理的。问卷调查显示,这些家长对“在家上学”最担心的问题是“自己知识储备不够”、“自己心态问题”、“自己精力不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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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乎疯狂的教育竞争风气,让学校沦为残酷的竞赛场,教育恐慌气氛的来源,是家长们对“好学校”的追捧。家长中间流传的说法是,一些学校师资雄厚、管理严格、生源优质,因此,孩子进入这样的学校,自然会保证学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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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说明:由于各方面情况的不断调整与变化,新浪网所提供的所有考试信息仅供参考,敬请考生以权威部门公布的正式信息为准。

  当一些家长认为学校和教师制造了恶性竞争的环境时,钟文芳替老师们鸣不平。由于工作的关系,她经常接触中小学教师,常常听到类似的故事:学校如果“减负”不给学生布置作业,家长会不满,要求老师布置作业,或者家长自己在校外给孩子找作业做。“只有真正实现社会多元、生存平等,才有可能改变教育竞争现状。”钟文芳说。

  只有晓东爸爸对老师的话置若罔闻,他坚信晓东没有什么多动症。晓东爸爸后来听说,晓东的这4名同学接受了治疗,吃了药物,乖了很多。家长将诊断书送到学校,从此以后,4人的成绩不再与学校对老师的考核成绩挂钩。老师和4名孩子的家长也许松了一口气,但在晓东爸爸看来,这样的结果实在太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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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很多家长并没有意识到。教育学者杨东平(微博)认为,大一统的教育本来就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这种方式给家庭教育留下很大的空间。“比如美国等国家,学生下午2:30放学,剩下的时间是交给家庭的。家长的教育是无法被学校替代的,特别是像中国的学校,有的班级五六十名学生,老师不可能照顾到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

  报告指出,中国的考试竞争非常激烈,学校通常会让学生每天学习很长时间,并且周末也会让学生学习,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在体育、音乐和其他与考试无关的活动方面花费的时间都要少。在65个国家和地区中,上海学生报告的每周校内上课时间位于第14位,校外上课时间为第9位,学生课业负担偏重。

  复旦大学(微博)学生邓婷和张月藐在大理会议上对在场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记者简单统计了近20名已经实践“在家上学”家长的问卷,关于“对传统教育的看法”一问,被选择最多的答案是“人数过多,缺少个性化的关怀”、“教师素质偏低”和“学习负担重”。

几乎同一时刻,上海女孩思毅也在家中做完了所有功课,这花了她一两个小时,思毅的学习态度很认真,从复习到预习一项都没落下。

  张人利说,这样的想法也不能怪罪于家长,媒体的宣传、舆论的导向,都在渲染高分、名校、出人头地的魅力,整个社会对人价值的评判标准是单一的,家长怎能脱离俗套。

  这样的解读并不新鲜,也是中国教育给人留下的普遍印象:一方面,中国学生在基础知识的掌握上表现优秀,而另一方面,中国学生被认为是一群只会死记硬背的考试机器,他们呆板,无趣,生活能力差,除了读书什么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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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惯了升学竞争、埋头苦读的香港社会,给予教育工作者的空间、信任乃至对未来改革的专业判断显然是不足的。没人愿意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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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现状看上去让人悲观,但教育学者岳龙却认为,“教育恐慌”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随着社会公平的实现,这个阶段终会过去。岳龙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教育竞争也曾非常激烈,为了抢占优质教育资源,各种名目的考试压得学生透不过气。20年以后,教育竞争的压力小了很多。 在批评中国教育时,需要先想想我们批评的到底是教育吗?

  “为分数而学习”的教育理念,遭到一些家长的反感和抵制,家长们对学校教育的批判直指教育的终极目的:教育是为了培养完整的人,而不是会考试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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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张人利看来,学校教育被赋予无法承担的重任,而事实上,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学校教育只是有限的一部分,更多的影响来自家庭、社会。

  学业压力大、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竞争越来越早……面对各种批评,张人利认为其中一些不够公允。“一些所谓的学者举例说,某个小朋友,家庭作业做到晚上12点。一个小朋友的情况可以代表大多数学生的学业负担情况吗?”

  中国在家上学的孩子人数没有准确的统计,但一般认为,不会少于数千人。相对于中国学龄儿童总数,数千人实在是一个太过微小的群体,普通人几乎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而且,因为不被大多数人认可,“在家上学”的家庭往往避免张扬自己的“另类”,选择低调甚至秘密地实施在家教育计划。因此,只有在“在家上学”家长集中的网络平台和大理会议这样的场合,有着类似经历和想法的家长,才可能浮出水面。

出门前,摄制组问俊浩,“什么才是好学生?”

  因此,围绕“素质教育”的教改多年来从未停歇。但教改多年后人们发现,竞争非但没有减弱,奥数、艺术考级、体育加分等原本以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为目的的项目,反而变成教育竞争的工具,给原本学业负担沉重的学生,加上更多压力。

  但在中国国内,教育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批评和质疑。

  Tina已经在家上学4个月,父母是自由职业者,教育的任务主要由父亲承担。退学之前,父亲让女儿进入看起来学业压力较轻的国际学校学习,但上了一段时间学后父亲发现,中国的国际学校也被绑上了升学竞争的“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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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黄 祺

  来自杭州的一对夫妻,正在考虑让4岁多的儿子“在家上学”。夫妻二人供职于大型企业,工作和多地迁居的经历,让他们“见多识广”,对社会和教育有着自己的认识。这位父亲认为,现在学校里教师素质太差,应试教育磨灭孩子的创造力,不如自己在家教育。目前,孩子妈妈准备辞职在家专职教育,他们打算将“在家上学”计划实施到至少初中之前。

  商场打拼十多年后,严海燕毅然将所有工作交给丈夫,自己回家照顾孩子。其实,刚刚回归家庭时,严海燕并不知道该怎么做,她能做的,除了陪伴孩子矫治多动症,就是烧饭做菜保障后勤。不过,与儿子朝夕相处后,严海燕反而从之前的失望中走了出来。她发现,儿子并不像老师说的那样“差”,他热爱阅读、喜欢奇思妙想、对自己喜欢的活动非常投入,对周围的人热情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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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教育的诟病由来已久,特别是以考试为目的的教育评价体系,主管部门也早已意识到其缺陷所在。

  “在家上学”是一种极端的选择,也不被现行《义务教育法》许可,不过,中国的各大城市开始出现不少选择“在家上学”的家庭。主动选择“在家上学”的家长,一般具有较好的教育背景,他们对学校教育不信任,认为自己可以在学校之外给孩子寻找到更好的教育资源。

  最早关注“在家上学”现象的教育学者杨东平(微博)教授,非常理解家长们对学校的不满。“孩子都存在个体差异,但大一统的教育常常让一些学生有挫败感,再加上现在教育竞争的风气越来越严重,小孩的压力非常大,家长也被应试教育‘绑架’,为应试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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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学校”神话

  教育学学者、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岳龙对各种社会批评则表示理解。岳龙告诉记者,学校教育总是滞后于社会发展,但学校教育应该尽量缩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距离,而目前国内的学校教育,与社会要求脱节太严重。

  “在家上学”在中国兴起不过数年,这个词被圈子里的人提出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但当严海燕这样的家长(微博)发现这样一个群落时,还是对这种新鲜的教育方式充满期待。

芬兰艾斯堡市教育文化厅厅长Christina在访问香港的一次旅程中发现,一些香港学校的课堂模式像极了她的祖国芬兰,更强调快乐学习与平等互动,在了解到香港儿童巨大的学业压力之后,她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

  上海市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在多次考察美国学校后思考良多。他认为,美国教育之所以可以实现“扬长”——发掘学生的天资、潜力,是由于他们的选拔标准更加多元。刘京海认为,中国的教育选拔改革,应该从已经实现的艺术专业、体育专业选拔方法中吸取灵感,让不同特长的学生得到相应合适的教育,而不是对所有学生都要求统一的学业水平。“过去大学录取率低,统一高考是为了教育机会的公平,现在录取率高了,应该是时候做一些尝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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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在家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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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一些城市已经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化的工作中。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夏惠贤,同时也是一名教育主管部门官员,他所服务的上海市某区,在十二五教育规划中将“均衡发展”作为未来工作的中心。为了杜绝各种形式的择校竞争,这个区在以学生户籍划分学校片区的基础上,用摇号的办法来分配素质教育实验校的招生名额。“你考的那些证,在升学中根本没有用。”对于社会上流传考证加分的说法,夏惠贤如此回应。

  要改变职业观,需要改变不同职业在收入和社会尊重上的差距,但目前社会还没有这样的环境。“如果有一天,大家觉得做厨师是个不错的职业,做清洁工也是不错的职业,那么教育领域的过度竞争,应该不会像今天这么严重。” 钟文芳说。

  听说云南大理有一个“在家上学”自助交流会,严海燕拿出整整一周的时间,跨越几千公里来到会场,当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在家上学”实践者聚集一堂,严海燕受到莫大的鼓舞。

清晨六点半,香港男孩俊浩起床上学了。他睁着朦胧的睡眼,满脸不情愿,和每个深受学校与补习班“折磨”的香港孩子并没什么两样。

  面对现实的教育环境,有人迎战,有人则选择逃离。最近几年,“在家上学”从个别名人家庭蔓延到普通人家庭中,做出如此选择的家长自信,他们能够给孩子比学校教育更好的教育。“在家上学”可以关注到孩子的个体差异,可以让下一代暂时逃离残酷的考试竞争,不过,这种方式也存在风险。

  除了足球,在中国,最容易被人骂的目标恐怕就是教育了。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的所有问题中,教育问题最为严峻”。但也有教育人士称,舆论对中国教育的评价有失公允,教育成为社会风气的替罪羊。

  在中国,一些孩子选择在家上学,都是被逼无奈,像严海燕儿子这样的“问题孩子”,最为常见。8岁上海男孩晓东(化名)的爸爸,有着与严海燕同样的经历。一年以前,老师建议晓东爸爸带晓东去医院检查多动症。班里收到老师建议的一共有5名孩子,其他4个孩子的家长听话去医院检查,拿回4张多动症确诊书。

差不多同一时间,上海小姑娘思毅也在家中收拾洗漱,准备上学。在晨读结束、做完广播操之后,她将于8:40迎来第一堂课——英文。

  岳龙说,这种滞后体现在很多方面。在上一代家长(微博)的观念里,“教育”就是把孩子送进学校,如今,家长和社会对学校教育的要求与过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老师不仅要是一个传授知识的人,还要承担心理疏导、人生指导的责任,但我们目前对教师的要求,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因此一些老师很难符合家长和社会的期待。”

  就PISA测评结果而言,张人利认为,上海学生的学业负担排名并不是非常靠前,这说明中国学生学习“性价比还好”。对于中国学生只会死记硬背的评价,张人利有不同的意见。“没有记忆就没有教育,光有记忆也不是教育。”他认为,中国学生基础知识扎实是一个优点,没有必要妄自菲薄。至于动手能力和创造力,由于PISA测评是文本测试,因此无法体现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造力。

案例解析教育不能承受之重,芬兰学生的一天。  对于学校教育,晓东爸爸早就心怀不满,“多动症”事件促使他做出决定:让孩子退学在家教育。

到了小学高年级,开始有具体知识的传授,但依旧保持了游戏的形式。在课堂里,老师永远扮演的是倾听者与支持者的角色,让学生主动思索与提问,让学生主导自己的学习。

  张人利校长和他学校的老师,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受邀对新加坡教师进行培训,传授他们的教学经验,张人利认为,这也是中国教育方式受到肯定的一个证明。

  徐雪金是“在家上学联盟”网站的创建者,也是大理“在家上学”自助交流会的召集者,这个网站和由此延伸出的QQ群,是中国“在家上学”家长最集中的地方。在谈起选择“在家上学”的原因时,无论是网络论坛还是大理会议上,被家长们提到最多的,是对学校教育的不满。

上海、芬兰、香港,每个地区都有所不同,它们生而不同,也注定成为不了彼此。但有一点却应是共识——那些禁锢于自己陈旧、封闭的赛道上的人,只会离真正的教育越来越远。

  PISA测评是一项主要针对15岁学生的评估,考核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能力,其结果可以为各国教育政策提供相关依据。上海学生参加的这一次测试,共有34个OECD成员国,和中国等31个非成员国家和地区参试,人数达到47万。上海是中国内地第一个正式参加该项目的地区,152所学校的5115名学生参加了测评。

有的家长等孩子一放学,就送他去补习。

  同时,夏惠贤认为家长的攀比心态、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的陈旧观念,也让一些技术类学校、技术类工作受到歧视。夏惠贤认识的一位英国少年,高中时的志向就是考上大专,学一门自己喜欢的技术。“像上海这样的城市,高级技术工人很缺乏,收入也不错,但舆论的导向并没有让家长们意识到这一点。”

资深媒体人白滔滔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许多在中国做教育创新的人,往往遇到无尽艰辛。其中家长的不理解与孩子的不适应,尤为突出。

图片来源于三地教育对比纪录片

上海孩子无疑是刻苦的,家长对孩子学业的重视程度也丝毫不会输于香港。华人族群似乎有着这样一种天然动力——我们的社会是“淘汰机制”,为了不被淘汰,所以发奋努力。

有的家长觉得不踏实,学校不留作业,自己就从市面上网罗习题,“找两张卷子做做”。

思毅在学校的每天过得还是挺充实的,一天八堂课,中午午休的时候会写一写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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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成绩无疑是让人骄傲的,可香港的教育学者却并未停下反思与追赶的步伐,因为他们看到——有人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好。

三地教育的区别,从比较孩子们的一天开始。

“学校发生改变,家长是第一个跳出来干预的,他们要看到考试、看到名次;而教育局也怕改革激进,影响学生和学校的整体质素。”

芬兰教育如此拔尖

而这一玩,就是整整两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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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孩子们爱上学习、快乐学习,学校还购置了一辆大巴车作为教室;并停止周五下午的课程,让学生参加模拟超市、银行、消防员等种种趣味活动,将学习与娱乐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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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有十二个小时都在上课与做作业的俊浩告诉摄制组,如果他可以选择,他情愿每天呆坐在家中打游戏,因为“学习真的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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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竞争者”是芬兰,这个仅有500多万人口的北欧小国,却在PISA测试中连年傲视西方“群雄”,成为欧美国家中表现最好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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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上七八点,埋头功课好几个钟头的俊浩终于做完了所有。他小心地询问老师是否可以走,在得到肯定答复后长长舒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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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他在放学后还来到了补习社,除了完成学校功课,还要在这里多做几份作业。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在同学们午间做作业的过程中,守在教室里的老师一直在口头提醒着大家的做题进度——“第一梯队做完了”、“第二梯队也要结束了”…… 如此一来,孩子们个个都奋笔疾书,谁都不想成为最落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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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在同学们午间做作业的过程中,守在教室里的老师一直在口头提醒着大家的做题进度——“第一梯队做完了”、“第二梯队也要结束了”…… 如此一来,孩子们个个都奋笔疾书,谁都不想成为最落后的。

而根据芬兰教育法规定,芬兰学校的每周授课时数不得超过35个小时;在香港,这个数字却已超过62个小时,快要达到芬兰的两倍。

他面临的,又将是全身心投入学业的一天。

就在Kaius与朋友沉浸在电子游戏的世界中时,香港的俊浩终于放学了,他的一天其实和思毅大同小异,基本上就是上课与写作业。

从踏入学校的第一天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芬兰学校都没有什么公开考试,唯一的大考只是为了大学入学。在学校里,哪怕偶尔有小测验,也是为了了解孩子的学习进度,方便后续的课程安排,而不是为了竞争与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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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及“为什么要上学”时,小姑娘笃定地说:“好好学习,长大才有出息。”而在她心中,“好学生”与“好成绩”之间就是一个大写的等号。成绩好,大家都知道,就是好学生。

“97%的孩子都会入读差不多的公立学校。”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上海,这个曾蝉联PISA冠军的城市,一方面保持了勤勉学习、不惧竞争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在改革中摸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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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精英说》,转载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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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个吸引他们的,则是极高的自由度。

正在创意科技强国的道路上不断奔跑的芬兰,背后矗立着一个人人都能发挥最大价值、学生快乐学习、教师快乐工作的全民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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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了应试与竞争的慧仪不由得问那所学校的校长,这样完全放权给学生,万一他们学不好怎么办,又该如何应对将来的升学压力?

俊浩想了想,认真地背出了学校的校规。

下午两点半,Kaius放学了。他开开心心地回到家,不急着写作业,而是玩起了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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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上海从2000年开始推行以“减负增能”为目标的课改,试着引入更多西方教育模式,充分挖掘孩子个人潜能之时,却遇到了不少忧虑与反对的声音。

这也是为什么芬兰学校课程少、作业少、无考试,因为“少即是多”(less is more),在懵懂的童年阶段,孩子无须去硬拼,做无谓的比较,更不需要弱肉强食,不需要提前透支智力,而可以按部就班地做自己,释放潜能。

倡导教育改革的香港小学校长陆梁淑贞提到,为香港孩子减压是势在必行,但亦有阻力。

而在中国上海,思毅一直等到12:30才终于开饭。吃过午饭后,她开始在午休时间做题,由于午休期间老师会一直在教室里监督,思毅可以随时将做好的作业交给老师批改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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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晚饭后,又到了游戏时间。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Kaius爸爸相信,游戏是锻炼孩子动手动脑能力、培养输赢意识及增进家人感情的良好途径,这也是一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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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纪录片《没有起跑线?》

而下一代对学习的无比重视与全情投入,也的确换来了香港儿童在各方面的卓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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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连续几届的“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中,香港孩子的成绩都名列前茅,颇为亮眼。而在最近一届测试中,72个国家与地区约有54万名学生参加,香港儿童则一举拿下了数学与阅读的“亚军”,哪怕在略为薄弱的科学单项中,也成功入围前十。

芬兰教师并没有教学大纲、教学进度或课程安排的严格限制,而可以根据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自由选定教学主题与教学方式,而这其中,就给了教师很大的自由度与发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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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思毅妈妈仍在加班,还未到家,她便自己弹起了钢琴。听妈妈说,学好钢琴或许会对升入好学校有所助益,因此需要勤勉练习。

许多家长觉得学校的课程十分新颖有趣,看着也欢喜,也的确感受到课程少了、作业少了、考试也不那么频繁了,可这也让人心里发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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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则答道,在芬兰,并没有“名校”的概念,由于国家对公共教育的大力支持与投入,每间学校的师资力量与教学资源几乎都是均衡的。

一位芬兰教师说:“当你有很大的空间去设计与创造,对教学的热情,自然会高涨。”

而理性评估每一种教育体系的优势和劣势,认真寻找与自己最匹配的教育模式,才有可能走得最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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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全心全意地为学生而奉献,深受感染的学生也在心底把老师视作未来的榜样。这对于整个国家的教育来说,正是一个良性循环。

就算入读效仿西方理想模式的幼儿园或小学,多数孩子高中毕业后还是要参与高考的厮杀。大环境不变,小范围的变革依旧显得苍白。

在地域不广、人口却密集的香港,为了能让下一代在升学竞争中获胜,许多家长可谓拼尽全力,小朋友过得也是“苦不堪言”。

这也是纪录片中许多支持改革的教育工作者吐露的心声——“一切都不敌高考的压力。”

即便有着较高的从业要求,教师依旧是许多芬兰年轻人心中的职业首选。从小到大的学校经历,也让他们对这个职业充满了敬重与向往。

可是芬兰孩子明明是没有怎么学习的样子,怎么就能超越一众西方国家、屡创佳绩呢?

芬兰、上海、香港的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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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us在课上提前完成了本节课的数学练习,他询问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应该做什么。老师告诉他,可以读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书籍。

芬兰和上海的同龄孩子们,每天都过着怎样的生活?又是怎样的教育模式,让他们能够从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这背后又有哪些启示?

出现在片中的,是三个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上海的思毅,芬兰的Kaius,香港的俊浩。

上海市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是本市教学改革的先锋之一。它践行“不给低年级孩子留作业、给高年级孩子留少量作业”的原则,希望留出更多时间给孩子阅读、发展兴趣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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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课结束后已是11:30,也到了孩子们的午餐时间。大家涌向食堂,挑选着自己爱吃的食物,三三两两地围坐在一块儿说笑打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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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芬兰做交换生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慧仪说,香港教育的成绩,是用孩子们的血汗泪堆出来的,而芬兰教育的成功,则是在欢笑中诞生。

对于家长而言,所谓“PISA冠军”并不能让人感到安心,始终萦绕于他们心头的,还是“考名校、找工作”,以及由此引发的焦虑。

不到晚上九点,Kaius就在妈妈讲故事的声音中甜甜睡去,明天,又将是快乐学习的一天。

在改革中摸索前进的上海

上午9:30,思毅正在学校操场上准备上第二堂课——体育。而在地球另一端的芬兰,Kaius却正在冰天雪地中与小伙伴们打雪仗。

过去十年以来,香港教育局曾多次出访芬兰,向这位教育领域的佼佼者取经。一些先驱者也已经开始将减少授课、考试、作业的芬兰模式引入到自家学校,带来了一些显着改变。

图片来源于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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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恰恰应该是此类对比纪录片最大的意义所在,“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在做作业的过程中,补习社的老师经常会突然“扔”过来一份卷子,用命令式的口吻让俊浩做完,俊浩没有任何异议,“来者不拒”。

精彩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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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教育除了催生出充分发挥自我价值的学生,更孕育了一批热情洋溢的教育工作者。

是如何度过他们的一天

一个是上海学生,在2009年与2012年连续两届PISA测试中,均夺得所有科目的冠军。

从2000年的第一次PISA评估开始,芬兰就一直领先于欧美各国。在2003年的几项测试中更是将全球第一、第二收入囊中。考虑到如此之少的课程时间,这个表现就显得尤为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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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点钟,Kaius会在学校上一节数学。老师用游戏与讨论的方式激发孩子们对数学的兴趣,可真正授课的时间其实只有一半,另一半的课堂时间,是大家自由练习或向老师提问。

这个答案很简单,就在于快乐与公平。

在芬兰,教师是最受人尊敬的职业,也是门槛极高的行业。如果一个人想要成为老师,必须要在高等学府教育学系修读完硕士,并通过层层考核,方可担起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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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习的好或不好,校长认为这本来就是个悖论。“每个孩子都有擅长的领域,会在那个领域发挥最大的潜力。” 校长说,“学校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帮学生找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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